无证经营、虚假宣传、超纲培训、价格欺诈、收费跑路……校外培训机构之乱象，苦天下父母久已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2021年6月15日，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，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直接监管部门。7月24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，其中特别提出，要坚持从严治理，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。政策一出台，便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“双减”背景之下，校外培训机构究竟会经历怎样的“蜕变”呢？

断：“强监管”时代到来

长沙东塘商业街区，方圆3公里范围内，就有长沙市雅礼中学、长沙市雅礼十五中学、长沙市第十一中学、湖南省地质中学以及枫树山小学、砂子塘小学、长塘里小学等数所学校。与此同时，在东塘附近的写字楼里，生存着大大小小数十个校外培训机构。

然而，几乎一夜之间，这些培训机构大多关门歇业。曾经被校外培训广告牌占满的大楼外墙，如今“干净”多了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“双减”政策落地所带来的变化。

长久以来，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“输在起跑线上”，在校外培训机构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。这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负担，也引发了他们的焦虑。

“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，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偏离公益性办学宗旨，迎合不合理的社会需求，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，抢先学、超纲教、反复练，过度开展升学和考试学科知识培训活动。”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董圣足说。

其实早在2021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，要求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，培训进度不得超过县（区）中小学同期进度，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点30分，不得留作业；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、竞赛及进行排名；培训对象未完成的培训课程，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退费；等等。

然而，乱象未停，投诉不止。

2021年7月7日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《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》显示，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有关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56165件。今年6月1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对新东方、猿辅导、作业帮、学而思等十余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，罚金合计3650万元。

就在开出“天价罚单”的14天后，国家启动了史上最严行政手段——成立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，明确这一部门承担面向中小学生（含幼儿园儿童）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，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，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等。

仅半个月后，“双减”政策出台，明确规定严禁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，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，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；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，也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。

2021年9月，教育部印发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培训机构自编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有线上与线下、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材料提出了全面规范要求；9月14日，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《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从招用条件、招用程序、从业禁止、行为“红线”、监督检查、处罚制度等方面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；10月，教育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（2021年修订版），进一步完善合同细节，着力解决机构资质、违规收费、退费难、卷款“跑路”、培训人员良莠不齐等突出问题。

“党中央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决策部署，要求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对待。”解读“双减”政策时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如此强调。与此同时，多位专家表示，经历野蛮生长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，迎来了“强监管”时代。

舍：寻找转型之路

2021年盛夏，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正在经历一场“洗牌式”的“寒冬”。

教育部启动校外培训机构“营改非”工作，要求现有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，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紧随其后：广东省建议通过第三方托管、风险储备金等方式，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，有效预防“退费难”“卷钱跑路”等问题发生；重庆市巴南区提醒广大家长，校外培训缴费一次性不超过3个月，不再缴纳节假日、周末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学科培训费用；郑州市鼓励实施“先培训后收费”“一课一消”培训收费模式。

就在“双减”政策施行后的第一个国庆节，长沙各区（县、市）共查处15起培训机构违规组织学科培训行为。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，成为一条铁的纪律，留给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空间日益收紧。

随着市场的筛选，一部分培训机构退出了行业竞争，剩下的则选择转型“自救”——变更经营范围。新增经营范围涉及艺术、体育、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，面向中小学生提供校外托管服务，开展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或室内娱乐活动等。

今年6月，好未来旗下儿童素质教育品牌“励步英语”改名，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。7月中旬，高途集团上线新版APP，除职业教育课程外，还推出了家庭教育系统培训班。猿辅导、大力教育、掌门教育等公司旗下的启蒙产品，相继上线美术课和音乐课等素

质课程。8月，主打英语培训的新东方厦门学校，在其公众号上发出一则消息，表示学校将开设少儿街舞课，一时间网友的评论“炸开了锅”。

随着培训机构的减少，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也纷纷为自己规划新的职业方向。有的看中了公务员考试，有的则继续尝试教师编制考试。

“90后”张行是4家校外英语培训机构的股东。受疫情和“双减”的双重影响，如今4家培训机构经营状况已举步维艰。“只能重新寻找出路。”张行记得很清楚，6月30日，他带领着一支5人团队，开启了教培行业的线上转型。

“转型面临着重重阻碍，本想开设线上授课，但随着政策不断收紧，很多网络平台纷纷下架了卖课产品。”张行坦言，面向孩子开展学科类培训，已是不可能了，再次尝试转型时，他总结国外教培经验，将目光投向了家长。

“虽然培训机构没了，但升学压力还在，家长们也挺着急的。”张行告诉记者，他们凭借培训教师课程设置的专业性，向家长提供教育咨询服务。比如针对学习进度规划、家庭教育规划、英文课程规划等进行一对一服务。“家长焦虑但又不懂规划，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点，寻找目标客户的。”

在严控学科类培训的前提下，教育培训机构或可转型发力职业教育这一板块。2021年，教育部等部门启动“1+X证书”制度试点，在校学生职业技能培训或许是教育培训服务新的增长点。

以浙江杭州为例，当地31所中职学校已实现了“1+X证书”培训全覆盖。目前来看，学校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紧密合作型，通过共建产业学院等实体形式开展。证书培训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，学生和企业的认可度较高。另一类是购买服务型，部分学校通过购买培训视频、试题库等服务，并承担学生考证费、教师考评员费用，实现教育培训转移支付。

离：卸下“主角光环”

“双减”政策发布以来，全国各地积极治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，也让一大批孩子回到正常的、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中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多小规模或私人培训机构却悄悄将学科类培训转入“地下”，或是换个“马甲”，以逃避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。

长沙市民李女士的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，平时课外参加了二胡和画画的兴趣班，但女儿从4岁就开始上的英语培训，“双减”落地后，也并未暂停。“这是一家私人机构，就在老师家里上课。上课内容也没要求记单词，只是培养小孩子的语感。”在李女士看来，这算不上违背“双减”政策，顶多是打了个擦边球。

和李女士有一样想法的家长，其实不在少数。因而，市场上也出现了打着“家务活”“保姆”“众筹私教”等名义的变相学科类培训。有条件的家庭，更是把“众筹”变成了“一对一”，专门辅导自家孩子补习功课。一些公司老板为了给孩子补课，专门高薪聘请辅导老师来公司上班，工作内容只有辅导孩子功课，偶尔还能给客户家里的孩子辅导一下。不过，动辄几万元一个月的“住家家教”，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无法企及的消费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2021年9月8日，教育部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》，明确将家政服务、住家教师、众筹私教、一对一、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，定义为违规行为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提出，如果不能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和托管服务，培训就可能变为家长请私教，或转到地下经营，“头部”企业不再存在，小作坊式培训机构仍会蔓延。这是必须直面的问题。

尽管不少人认为，“双减”政策是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一剂“猛药”，但有关专家认为，只要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仍然存在，校外培训机构就永远不会“关张”。

那么，什么才是校外培训机构的正确打开方式呢？

“校外教育培训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，可以配合学校教育、支持家庭教育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。”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蒋建华认为，校外培训机构需要与学校教育区别开来，只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而不代替学校教育的工作；同时，要与家庭教育衔接起来，切实为家长分忧，特别是把家长从接送孩子、陪伴孩子中解脱出来。

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司长俞伟跃曾在“2021在线教育论坛”上明确表示，校外培训机构要做学校教育的“绿色补充”，多关注学校产品有限、资源不足、教师负担过重等方面，比如校内资源相对欠缺的音、体、美等科目，以及着眼于学生爱国、情怀、责任等必备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。他还表示，要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，学科类教学方面不要替代学校的教育功能。